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刑侦大案二队，探长石正一介绍，1998年11月初，本市一家报社反映“大通信息台2345617内容淫秽”。29日晚，石带领十多名公安人员查封了电话所在地“倾诉心灵小屋”。
“那天晚上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，但小屋里就三个人，英子本人，一个男的戴眼镜，叫刘善江，英子管他叫‘上官’，还有小保姆，多少有点出乎意料。”
“都查到些什么？”
“就一盘色情录音带。”石出示了当晚收缴的小型录音机和录音带。录音带的A、B两面，前15分钟是一男一女的色情录音，后面是一男子讲传销业务的录音。
记者翻看了讯问记录。在讯问记录中，英子本人承认“放过不健康的录音”，“放一次收50元钱”，刘善江也说是“孙海英（英子）给他们放的录音”，“她告诉我只去拿钱，别的事不让我问，也不让我管”。
记者打开带来的一份报纸，上面写着：“据英子刚雇来的小保姆李文说，英子常自称‘夏雨’、小玉、小红等名字。李文在做保姆半个月期间，晚上常能听到英子在电话里说‘难听的话’……”
石摇头：“小保姆没这么说。”
“这盘录音带是怎么来的呢？”
石笑了：“不知道。破了那么多大案要案，这算什么？再说，英子也够可怜的，胳膊腿儿全都动不了，回去时还是我掏钱给他们打的车。”
费一番周折，记者找到了那间“倾诉心灵小屋”。小屋里没人，房东说：“才住了两个星期，英子就出事了。她的好朋友上官原来就住在胡同口，一出事他也找不着了。”
从房东家走出，记者来到通天街道办事处。一位负责人给记者看了英子让别人捎来的一封信。
“自和大通台合作一个星期以来，我几乎每晚都去姑妈家打吊针，几乎没接过电话。虽然此事并非我做，但事情发生在我屋里，我无话可说。可是谁说我是杰出青年？谁给我的称号？我没这样说过，记者怎么就敢写呢”
两日后，记者终于见到了英子。她的残疾程度超乎想象——全身毫无气力，大部分器官包括内脏都已严重萎缩，白天，她只能以一个姿势坐着，夜晚，躺下一动也不能动。
英子一生下来就患有全身性神经肌肉萎缩症。她没上过学，19岁开始自学语文和英语。朋友们都叫她“英子”。
哈尔滨广播电台的一位业余主持人，写了一首曲子，把英子的一首诗《想童年》填成了歌词。哈尔滨电视台为她俩拍了MTV，英子还作为嘉宾，在电视中与观众见面。她的名字开始在报纸、广播中出现。1996年她的病情恶化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又没有工作，家中根本没钱给她治病。她向团组织写了一封求救信。香坊区委、团区委、通天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负责人到家中看望，并为她申请了每月140元的民政补贴。
病情控制住以后，她想回报社会。1997年春，她开始组织身边的年轻人为希望工程募捐，去孤儿院和敬老院慰问，去火车站为旅客服务。为减轻家里生活负担，英子一直想有一份自己的工作。
1997年7月，广大信息台主动和她签订合同。
8月，“英子有约”正式开通。按合同规定，每月所得收入扣除交给邮电部门40％的管理费，英子和信息台三七分成。
10月，英子跟朋友借了几百块钱，和农村来的小保姆，搬到上官租的南岗区大成街157号。
1998年4月，房子租期到了，上官没钱再租，她只好回家，但是她不甘心。7月，英子又跟几个朋友借了1000块钱，在香坊区南直路租了一间平房，依然还同广大信息台合作。
“接完一个月，问信息台话费是多少，开始说500多，可到开支的时候，他们说算错了，只有200多块钱，我一下子就傻眼了！”200元，连交房租都不够。三个月租期一到，她就开始搬家，搬了两次，后来搬到一个月只要80块钱的小屋。小屋是土坯房——土墙、土地，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，钉的是塑料布。这就是“倾诉心灵小屋”。
“1998年10月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大通信息台打的广告，就给他们打电话，问需不需要找人合作。是一位姓李的小姐接的电话，两三天后，她和另外一个人来找我，谈好了，还是三七开。”
“11月初我搬到80块钱小屋后，他们给我开通的电话号是2345617。中间有一段时间出了故障，加起来一共合作了一个多星期。”
“怎么想起来叫‘夜来香’？”
“是她们给起的名。她们说叫‘夜来香’，我觉得挺好。我很喜欢邓丽君唱的一首歌，歌名就叫《夜来香》。”
“你知不知道，这三个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还有其他含义？”
“什么含义？是不好的意思吗？信息台在报纸上打广告，一个星期打两次，这三个字用的还是黑体……”
“那台录音机是谁的？”
“是上官的。”
“录音机怎么到了你这儿？”
“是小红带过来的。”
“小红是谁？”
“1997年她和上官一起做传销我们认识的。她也是外地人。搬到倾诉小屋没两天，她就来了，说是和丈夫离婚，出来散散心。她说我过得实在太惨了，白天出去，晚上回来帮我接电话。”
“你的电话别人可以随便接吗？”
“一直都这样啊！我朋友多，谁来了，谁都帮我接。再说小红以前在信息台做过，我挺放心的。”
“她什么时候带过来的录音机？”
“第二三天吧，录音机，还有录音带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她都是放录音。”
“你知道录音带的内容吗？”
“我知道。这是我犯的最大的错。我光知道这不好，但不知道这是违法的。”
“你自己从没放过录音吗？”
“没有。我的手指根本按不动录音机的键。以前学英语，我都是先把手指放在录音机的键上，用下巴去按。搬到倾诉小屋，我得了流感，又引起内脏出血，晚上不是去姑妈家打吊针，就早早睡觉，根本坐不住。”
“查封那天晚上，小红怎么不在？”
“她在！可公安局来之前十几分钟，她走了。”“你在公安局为什么不说？”
“我是要说来着，当时，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记者，我对他说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他说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！旁边的人也说，你只能回答他的问题！再说，人家小红也是为我好。跟我在一起的那些天，总是惦记我，问我吃没吃药，吃不吃饭，有时别人请她吃饭，她还想着给我带回点好吃的。
“我差不多20岁才开始认字，社会上很多事都不懂！前两年我姐朋友到家里来玩，说谁谁出去卖淫，我还问人家，卖淫多少钱一斤？”
至此，整个事情才清楚了：这是一个很难被注视到的社会角落——一个严重残疾、毫无社会阅历的女青年，因生活极端困苦，小小的“知名度”被“朋友”利用，甚至成为某些机构想用来赚钱的渠道。“英子”本人当然要吸取教训。但是，对这样一个女青年，有关的社会组织能不能再多些关心和帮助？信息台向社会提供的服务是否应有必要的监督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电话号码和暧昧的名称？某些新闻机构在爆炒“大新闻”前是否应想一想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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